初到龙安法院宣教团队时，我总在寻找一种答案：如何让冰冷的镜头语言，盛得下司法的温度与重量？认识了保靖姐，那个总背着相机在走廊里快步奔走的身影，用无数次快门的开合，为我打开了一扇看见法治光影的窗。

记得第一次随保靖姐出任务，是在初春的凌晨六点。天还未亮，法院大楼的玻璃幕墙像一块深色的魔方，映着稀疏的星光。她站在台阶上调试相机，看她呼出的白气，在镜头前凝成薄雾。

那天我俩任务，是拍摄一起执行腾房案件。抵达现场时，被执行人的铁门紧闭，执行干警正在布置警戒线。有人提议先拍一组“整装待发”的摆拍镜头，保靖姐却摆摆手，从帆布包里掏出摄影手套：“摆拍的镜头是死的，真实的瞬间才是好照片。”她猫着腰钻进警戒线，在杂草丛生的墙角找到个低机位，镜头对准铁门上斑驳的锁孔。我跟在她后面，能听见她手指轻触快门的沙沙声，像猎人靠近猎物时的呼吸。

当铁锤敲开铁门的瞬间，挥锤的弧线、执行干警额角的汗珠，全在1/800秒的快门里定格。保靖姐的膝盖蹭上了泥，发丝被风吹得凌乱，却兴奋地朝我晃相机：“你看，有了这束光，拍出来多好！”相机的屏幕上，晨光正从二楼破碎的窗棂里斜切进来，在执行干警的肩章上折出一道金边，像一条照亮黑暗的金线。那一刻我仿佛懂得了，她追逐的从来不是完美的构图，而是的法院工作真实的定格。

在少年审判庭的那次拍摄，让我见识了保靖姐镜头里的另一种力量。案件涉及一名遭受校园欺凌的未成年人，按规定不能露出当事人面部。在庭前的协调准备会上，有人建议用背影拍摄，保靖姐却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里面贴着各种角度的草稿图：“单背影多没意思，我想在照片里拍出来，被告人的脸前也要看有一束光。”

她带着我在审判庭里转了又转，最后选定从旁听席右后方的斜角拍摄。阳光透过法院六号审判庭西侧墙上干净的玻璃窗，照到了审判台和被审席的前面，刚好在被告人的脸上洒上了阳光。她弓着身子，不停地调整着机位和相机的设置，直到她认为最精彩的时刻，她屏住呼吸按下连拍的快门。快门按下的瞬间，我也不由自主的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似乎能听到我俩的心跳。

以为拍摄结束便是终点，却不知真正的战场在那台22寸的电脑屏幕前。保靖姐的工位永远堆着半凉的咖啡杯，键盘缝隙里卡着没撕干净的标签纸，显示器上永远开着三个窗口：PS、Lightroom和密密麻麻的拍摄计划。

有次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的庭审照片，画面里当事人的泪水在逆光中几乎隐形。保靖姐滑动曲线的手指突然停住：“等等，这里有泪。”她小心翼翼地提亮阴影，泪珠的反光渐渐清晰，像落在卷宗上的一颗露珠。

最让我震撼的是她处理涉密照片的手法。在一组金融案件的报道素材里，她用马赛克工具精准避开了当事人的瞳孔，却完整保留了握手言和时相触的指尖：“眼睛是隐私的门，手指是和解的桥。”那些被精心计算过的像素分布，如同法律条文里的但书条款，在刚性与柔性之间找到了最精妙的平衡。

跟着保靖姐在一起，有一年多了。渐渐地，我也学会了用镜头透视世界，用相机简单拍摄。在调解室拍离婚案件时，她让我聚焦桌上的保温杯，让桌子对面的当事人尽量在景深之外。在信访接待室，她示意我拍下窗台上的多肉植物：“你瞧，每片叶子上的灰尘都被擦得干干净净，这是接待人员的心意。”

原来，法院的故事从来不在镜头的中央，而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边角里：是执行局干警磨破的鞋底，是法官助理卷宗上的便利贴批注，是法警腰间永远半开的保温杯，是宣教人相机上磨出的包浆。通过和保靖姐、和我们这个宣教团队在一起，我似乎再一次明白了：拍照，不是如何精准对焦，而是要表现出法律的神圣和力量，还有法院人栉风沐雨里的侠骨柔肠。

如今我也能熟练使用单反相机拍摄，知道如何用通过图片宣传维护树立我们法院形象。但每当举起相机，总会想起那个凌晨六点的场景：保靖姐站在法院门口，镜头对准东方渐白的天空，逆光中的身影被晨光镀上金边，像一幅会移动的剪影画。她教会我，最好的法治影像从来不是技术的炫技，而是用一颗温热的心，去接住生活里的每一滴露珠，每一束微光。

镜头是沉默的笔，光影是流动的墨。我们不是冰冷的记录者，而是提着灯笼的人，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瞬间，轻轻拨开现实的雾霭，让法治的光，像春夜的细雨，无声地浸润人心的土壤。